在辅助生殖技术中，免疫异常是导致胚胎着床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生物制剂作为一类针对免疫分子的靶向药物，近年来被用于改善生殖免疫微环境，但其对胚胎着床的影响及安全边界一直是临床关注的焦点。​

生物制剂在生殖领域的应用场景​

生物制剂主要通过抑制过度活跃的免疫反应或调节免疫平衡发挥作用，在生殖领域的应用场景较为广泛。对于患有自身免疫性疾病（如抗磷脂综合征、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女性，生物制剂可降低自身抗体对胚胎的攻击；针对反复种植失败患者，若存在免疫紊乱（如 Th1/Th2 细胞失衡、NK 细胞活性过高等），生物制剂能调节子宫内膜免疫微环境，为胚胎着床创造条件。此外，对于合并慢性炎症的不孕患者，生物制剂可减轻炎症因子对子宫内膜容受性的破坏。​

目前临床常用的生物制剂包括肿瘤坏死因子 -α 拮抗剂（如阿达木单抗）、白细胞介素 - 6 受体拮抗剂（如托珠单抗）等，它们通过精准阻断特定免疫通路，避免了传统免疫抑制剂的广泛副作用。​

对胚胎着床的双重影响机制​

生物制剂对胚胎着床的影响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合适剂量的生物制剂能通过抑制促炎因子（如 TNF-α、IL-6）的过度表达，减少子宫内膜炎症损伤，保护血管内皮功能，改善子宫内膜血流灌注，从而提高子宫内膜容受性。同时，生物制剂可调节免疫细胞比例，如降低 NK 细胞的细胞毒性，避免其对胚胎的排斥，促进胚胎与子宫内膜的黏附。​

另一方面，若使用不当，生物制剂可能干扰正常的免疫调节过程。胚胎着床本身需要适度的免疫反应参与，过度抑制免疫可能导致母体对胚胎的 “免疫耐受” 过度，反而影响胚胎的正常植入。此外，部分生物制剂可能通过胎盘屏障影响胚胎发育，尤其在着床后早期，胚胎器官形成阶段，不当使用可能增加胎儿畸形风险。

生物制剂应用的安全边界考量​

生物制剂的安全应用需遵循严格的边界条件。用药时机是关键，一般建议在胚胎移植前使用，着床成功后根据病情逐渐减量或停药，以减少对胚胎发育的直接影响。对于半衰期较长的生物制剂，需提前停药足够时间，避免药物残留对胚胎的潜在危害。​

剂量把控同样重要，应根据患者的免疫异常程度个体化调整，以最小有效剂量达到治疗目的。例如，对于 NK 细胞活性轻度升高的患者，低剂量肿瘤坏死因子 -α 拮抗剂即可改善免疫环境，无需大剂量使用。此外，用药前需全面评估患者的免疫状态，只有明确存在免疫异常指征时才考虑使用，避免无指征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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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忌人群需严格排除，如合并活动性感染（尤其是结核、真菌等慢性感染）的患者，使用生物制剂可能加重感染风险；对于有恶性肿瘤病史的患者，需谨慎评估，部分生物制剂可能影响免疫系统对肿瘤细胞的监视功能。